一一河南·新乡·申景旺北宋时，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荆南节度使高继冲就将家藏的《伤寒论》编录进上，起初被收载于《太平圣惠方》中；治平二年，校正医书局林亿辈以高继冲本为基础校修了《伤寒论》；治平三年，又校修了《伤寒论》的表里本《金匮玉函经》；根据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又将中、下卷校修为《金匮要略》，而且都署名为汉·张机；因此，张仲景就被北宋以后的儒医们逐渐公认为“医圣”了！而唐·甘伯宗在《名医录》中所谓的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也被后人们广泛认同了。但是，根据与张仲景和《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关的史料发现，其实与历史真相差距很大！一、张仲景是《汤液经法》的一个杰出传人，并非传说中的“长沙太守”在《三国志》中，陈寿为华佗立传而无张仲景；至南北朝时，宋·范晔在《后汉书》，也只是在《何顒别传》中提及张仲景以“总角谒何顒”，何顒说：“君用思精，韵不高，后必为良医”；可见，当时张仲景已开始学医了；但也不能排除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对张仲景的推崇，范晔因势而为的可能！张仲景显于史书，也就仅此而已。可见，唐·甘伯宗在《名医录》中，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多是附会之辞！因为张仲景若真的是长沙太守，而且医术又好，即使《三国志》无传，但《后汉书》绝不会如此记载！而林亿辈的《伤寒论·序》，明显是摘录了皇甫谧和甘伯宗的文章；致于明·李濂的《张机补传》和清·陆九芝的《补后汉书张机传》，因距汉已久远了，所以可信度都不太高！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至南北朝时，梁·陶弘景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又说：“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教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皇甫谧、陶弘景都是当时的名人名医，而且去汉不远；再结合高本、孙思邈本《伤寒论》以及《脉经·卷七》的内容可知：张仲景“论广《汤液》”，应该确真无疑！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河南南阳张氏为豪门望族，张仲景虽未显于朝野，但读书、识字、学医却非常可能；在东汉后期瘟疫横行时，张仲景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将《汤液经法》加以论广并书之于竹简，也合情合理！因此，张仲景就是《汤液经法》的一个杰出的传人，并非传说中的“长沙太守”。二、王叔和在搜采“仲景遗论”时，将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撰次为一本《伤寒论》了在品读《伤寒论》的条文时，不难发现：有些条文意义不完整，有些条文意义不连贯，有些条文明显就是错简了；可见，王叔和在发现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时，已脱简无疑了！根据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与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再参考高本、孙思邈本《伤寒论》以及《脉经·卷七》的内容可知：张仲景的“论广《汤液》”，应该是以医案形式大段落出现的、主要演绎《汤液经法》中二旦、四神大小十二方证与纠正失治、误治的一个小册子；因为王叔和没有搞清楚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与医经家的三阴三阳六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以为张仲景也是论治伤寒热病的，所以在撰次“仲景遗论”时，就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1、用条文形式撰次的“仲景遗论”，割裂了张仲景“论广《汤液》”原本体系。2、对脱简的原文，除了错简外，还用医经家的理论进行完善，导致文义多不相属。3、对未脱简的原文，基本上都进行了修饰，个别条文还增加了脉象；尤其是用脉象解释病理，明显是将本末关系搞颠倒了！4、搜采了其他经方家治疗伤寒热病的不少的经验方证，不仅多数方证都不太严谨，而且还让后人误认为张仲景就是论治伤寒热病的！5、不但大量搜集了医经家关于伤寒热病的华而不实的空论，而且还将自己对伤寒热病的认识与即时的感悟穿插于条文之中，掩盖了张仲景的“论广《汤液》”的本质，将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撰次为一本专治伤寒热病的《伤寒论》了。因此，王叔和既是张仲景“论广《汤液》”的发扬者，同时也是第一个误解和搞乱者！三、林亿辈在校修《伤寒论》时，不仅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而且又进一步将《伤寒论》狭义化了北宋时，林亿辈以高本为基础校修《伤寒论》，可以参考的书籍只有孙本《伤寒论》和《脉经·卷七》的内容；因为高本《伤寒论》“文理舛错、辨证不伦”，所以孙本就现得格外重要了；而且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也都未再发现他们当时还有其它版本可供参考。致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陆续发现的桂林本、长沙本《伤寒杂病论》及涪陵本《伤寒论》，根据其内容都是后世伪作！若将《伤寒论》与高本、孙本《伤寒论》以及《脉经·卷七》的内容比较，就不难发现：1、“《伤寒卒病论》集”是林亿辈新校入的内容林亿辈在《伤寒论·序》中引《针灸甲乙经·序》，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论述的非常清楚。但是，在“《伤寒卒病论》集”中却有：“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明显就是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搞错了。而且所谓的“伤寒卒病论”，最早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有“《伤寒卒病论》十卷”的记载，与这里的“《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但卷数不合，而且“杂”与“卒”的意义也不同！另外，此“集”的第一段韵味十足，明显就是魏晋时的文风；而且与《后汉书·何顒别传》和《名医录》中所谓的张仲景“韵不高”、“其言精而奥”也不相符，所以不可能是张仲景所为！第三段在《千金方》中就有意义相似的文字，这分明是作者模仿了孙思邈的文章。尤其是此“集”以张仲景的身份而作，至今很多人仍误于其中，甚至有人还是研究《伤寒论》的专家！2、林亿辈编撰了“辨脉法第一”与“平脉法第二”在高本《伤寒论》中有“伤寒脉候”一节，林亿辈可能是受此启发编撰了“辨脉法第一”与“平脉法第二”两节；根据其中的内容，多是根据《素问》、《脉经》、《千金》等古医籍编撰而成，无非是为了强调诊脉的重要性！3、“伤寒例第三”是林亿辈仿《千金方》所作在高本《伤寒论》中，有“伤寒叙”和“伤寒受病日数第次病证”两节；而在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又有“伤寒例”一节，林亿辈也可能是因此编撰“伤寒例第三”；其中摘录的《素问·热论》中两感伤寒、经络传变的内容，严重影响了后人对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的正确认识；尤其是将《外台》第一篇中的“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夹杂于《伤寒例》中，让后人误以为《伤寒例第三》是王叔和所作。4、“辨痓、湿、暍脉证第四”本是太阳篇的内容“辨痓、湿、暍脉证”，在高本《伤寒论》中没有相关的内容；孙本《伤寒论》则是在“太阳病用桂枝汤第一”中，开篇“论曰：伤寒与痓病、湿病及热暍相滥，故叙而论之”。在《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的“辨痓、湿、暍脉证”中，开篇也有：“伤寒所致太阳病痓、湿、暍此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所以不难看出：王叔和在撰次“仲景遗论”时，痓、湿、暍三病是太阳篇的内容。孙思邈认为《伤寒论》是治疗伤寒的，虽然痓、湿、暍三病与伤寒混在一起不妥，但还是按原文“叙而论之”了；林亿辈虽然认为“宜应别论”，但又“以为与伤寒相似”，所以在《伤寒论》中又另立章节了。由此可见，张仲景在“论广《汤液》”的太阳篇有伤寒、中风、湿与暍四个类型，论述的是广义伤寒，并非后世所谓的狭义伤寒！5、林亿辈篡改了三阴三阳六病篇的题目在《伤寒论》中，六病篇题目都是“辨ＸＸ病脉证并治”，但孙本是“ＸＸ病状”，高本是“辨ＸＸ病形证”，而《金匮玉函经》与高本相同。王叔和在《脉经·序》中说过：“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可见，王叔和在撰次“仲景遗论”时，六病篇题目应该是：“辨ＸＸ病形证”。题目虽然只是个标识，但通过这个标识可以看出：张仲景在诊疗疾病时，注重的是“形证”，并非林亿辈所谓的“脉证”；虽是一字之差，但导向却迥异！6、太阳篇中的第一条是林亿辈新组合的条文“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后人都称之为太阳病的题纲。但相关的条文，在高本《伤寒论》中是：“太阳为病，头痛项强而恶寒，其脉浮数，宜桂枝汤”。在孙本《伤寒论》中则是两个独立的条文：“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与“太阳病，其脉浮”；在《金匮玉函经》中与孙本相同。这应该是林亿辈将“痓、湿、暍”三病从太阳病篇移出后，将两条合并为太阳病的题纲了；但条文只包涵了太阳伤寒与太阳中风的部分脉证，明显是有问题的！7、太阳病中的第六条是林亿辈新校入的条文太阳病中第六条，在高本与孙本《伤寒论》中都没有相关的内容；在《脉经·卷七》“病不可发汗病第一”中，虽有“风温”一词，但与这条的意义并非相同。这条多数注家都是随文释义，虽然有个别注家也提到了阳明病，也并非理直气壮，而且对冒以太阳病的错误只字不提；更有一些注家，以此来炫耀《伤寒论》同样可以治温病，认为太阳病包括伤寒、中风、温病；还有一些注家，将这条作为《伤寒论》只能治伤寒，不能治温病的依据，又进一步将《伤寒论》狭义化了。8、二十九、三十条也是林亿辈新校入的条文太阳病中的第三十条从文义上看，应该是对二十九条进行的阐释；但是，二十九条方证不对应，三十条象梦语一样颠三倒四。林亿辈竟将这样的条文校入《伤寒论》中，说明了他们对《伤寒论》的认识也非常有限！9、关于“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在《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的“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中，开篇即言：“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这段在高本与孙本《伤寒论》上都没有相关的文字，应该是林亿辈以王叔和身份所作。但王叔和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明显是因为不理解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理论，对所搜采的其他经方家和医经家的个别条文，以及自己对治疗伤寒的某些认识，不知该置于何篇，于是就“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他认为“此易见也”。以上九条，也只是大致分析了林亿辈在校修《伤寒论》时所出现的明显错误，尤其是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四、《金匮要略》根本就不是张仲景的个人著作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校正医书局林亿辈误认为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并“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去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有方而无证，救急治病其有未备”；“又采散在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方”；“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即《金匮要略》，并署名汉·张机。但是，只要将《金匮要略》与《金匮玉函要略方》、《脉经》卷七、八、九和西汉经方十一家的目录比较一下就知道：1、翰林学士王洙于蠢简中所见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明显是有人将王叔和《脉经》卷七、八、九又独立成书了；《金匮要略》只是将《金匮玉函要略方》中、下两卷的章节稍作调整后，前面附上了从《难经》、《伤寒论》、《千金》、《外台》等中医学古医籍中摘录的文章片段，组成了“脏腑经络先后病第一”；另外，还从《千金》《外台》上选择了一些类似的经验方证，附于部分篇章之末。2、《脉经》卷八、九汇集的是魏以前，包括西汉经方家十一家中治疗杂病与妇人、小儿病的经验方证，以及医经家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其实，王叔和在《脉经·序》中讲得很清楚：“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因此，《金匮要略》根本不是张仲景的个人著作，而宋本《伤寒论》也远非张仲景的“论广《汤液》”了，林忆辈在“《伤寒卒病论》集”中所谓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与《金匮要略·序》中所谓的“《伤寒卒病论》十六卷”，纯粹都是无稽之谈！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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